上海的正史,《考工记》中也有对陈书玉爱情状

2020-05-07 18:31 来源:未知

《考工记》中,陈书玉要比王琦瑶活得更为真实,对当下的体验更为真切。作为旧上海特有的城市意象,上海小开的身份带来的不是荣光而是尴尬,“西厢四小开”的奚子、大虞、朱朱和陈书玉,将这种尴尬通过以陈书玉为中心铺展开来的四个不同面相进行了具体呈现。他们的历史是一片苍白,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缺少王琦瑶那样值得记取和缅怀的东西,同时,他们也为自己的身份表现出极大的焦虑,因此,回避或遮掩个人的历史成为不约而同的选择:成为新中国干部的奚子改换名姓,断绝与其他三人的来往;大虞从熟悉的城市搬到陌生的乡下,试图以乡下人的新身份避开不确定的潜在威胁;朱朱举家移居香港;陈书玉呓语般地念叨着“最好被忘记,被时代忘记”,希望可以偏安在被时代遗忘的角落。他们逃遁的对象是历史,也是现实,这种有意的逃遁凸显的是所处时代对人的精神向度造成的强大压迫,是人的身心无处逃遁、精神无地安放的处境。他们的命运与小说中一再被提及的陈书玉祖宅的境况惊人一致。这座不断腐朽破败带有象征意味的祖宅,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来历不明、存在的价值和必要性长年得不到认可。新中国成立初期勉强划为城市平民的陈书玉就像这座祖宅,长期被自己来历不明的身份所累,与历史有着剥离不去的先天隔膜。

事实上,这幢静看人间数百年的旧宅,也最容易成为人们情感投注的对象。小说中,当时代风潮席卷而来时,奢侈的老宅自然是成分可疑的陈书玉的心头之患。为了摆脱老宅,他谨小慎微,费尽心机。他主动将它出让给街道办瓶盖厂,而自己则固守一方天地,过着隐士般旷日持久的孤寂生活。于此,“煮书亭”既是他的藏身之所,也是他永远的牢笼,当然也成了他的宿命。“曾以为,是那宅子,和宅子里的人拖累他,但大虞和朱朱的遭际却让他怀疑起来,分明感觉有一股更强大的力量暗中起着作用,就像水底深处的潜流,这股力量的名字叫‘宿命’。”终究,陈书玉和老宅相伴相生,一起接受修复和改造,如此延宕六十年。直到当年的“洋场小开”已然嬗变为普通退休教师,而年少时一起流连欢场的伙伴,也顺理成章地在相濡以沫的患难中成为终生挚友。

虚构一种现实

《凤凰周刊》:《考工记》中的陈书玉,感觉他有种执念,作为作者,如何理解这个人物?

王安忆:倘若说他有执念,那也是被遭际推着走的。起先,他对老宅并没什么兴趣,可是从西南回来,一个人和老宅面对面相觑,生出些情愫。以后,他无数次想弃下,老宅就像桎梏囚禁着他,不得自由。

后来,又变成自负的使命。总之,老宅就是陈书玉的十字架,或者说“业”和“孽缘”,不由他作主,就这么一步一步陷进去。这是我对他的设计,或者寄予他完成的想象。

《凤凰周刊》:《考工记》这部作品,围绕着木器业和老宅的建筑技艺展开细腻描写,贯穿全书。你为此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又如何去理解“考工记”在本着中呈现的这种概念?

王安忆:我缺乏木器和工艺方面的知识,虽然也看了些书,可“急补”是来不及的。但缺有缺的好处,那就是把力气放在人物身上。

“考工记”本来就是一个借用,借用修炼和营造的意思,世事和技能都是人类的时间史,前者是人,后者是物。物从人生,人又依物而存,所以是以名喻实。我自己对这个书名还是满意的,觉得最大限度地体现了小说的意图,甚至有提升的效果。

《凤凰周刊》:《考工记》呈现的上海,与此前你许多故事中的上海,有什么不同?

王安忆:小说是写实的活动,总是要有一个在地环境。作为写作者,上海可说是唯一的选择。插队落户的农村,以及在内地城市的生活,都比较短暂,没有培养起唇齿相依的关系。

所以,上海对于我不是一个客体,而是经验的主体,我从来没有企图为上海写“传”,那是历史学家或者近代史学家的工作。我是虚构者,虚构一种现实,从在地攫取材料,仅此而已。

尽管王安忆做了刻意的掩饰,我们在《考工记》中依然可以发现它脱胎于《长恨歌》的蛛丝马迹。为了防止陈书玉简单重复王琦瑶的窠臼,王安忆选择另起炉灶,从诸多层面有意和王琦瑶的故事严格区别开来,甚至让陈书玉沿着与王琦瑶相悖的道路行进,比如,特意把簇拥在王琦瑶身边的异性清空,这也就有了小说中陈书玉形单影只、孤老一生的结局。实际上,两者越是像表面上看起来大相径庭,内里越是暗藏着浓得化不开的相似性。相近题材的创作对所有作家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如何避免重复,写出新意继而实现对前者的超越,是作家必须解决的难题,特别是当面对一个获得巨大成功的先例,超越的难度不言而喻。这就自然衍生出两个问题: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怀旧热已然冷却,没有民国历史经验的王安忆,为何在《长恨歌》发表相隔23年之后,对这段历史再次萌生书写的执念和冲动?《考工记》是否最终实现了对《长恨歌》的超越?学者张新颖在2016年对王安忆曾有过如下评价:“如果让我用最简单的形象来描述王安忆的创作历程,我首先想到的,是一条斜行线,斜率在过程中会有变化,向上却是不变。这条斜行线的起点并不太高,可是它一直往上走,日月年岁推移,它所到达的点不觉间就越来越高;而所有当时的高点,都只是它经过的点,它不迷恋这短暂的高点,总在不停地变化着斜率往上走。”或许这段精准的评价已经有效地回答了以上问题。

作者:徐 刚

久远时光中的世间常情

2019/03/05 | 孟繁勇| 阅读次数:1751| 收藏本文

考工记王安忆老上海

摘要:一部《考工记》,半部上海史。老宅中的故事,陈书玉的际遇,呈现的是过往时光中的老上海。故事中人物的遭际,老宅的命运究竟如何?本刊专访王安忆,讲述久远时光中所蕴涵的世间常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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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的《考工记》延续着《长恨歌》关注都市民间的文学轨迹,再次让小说叙事的起点重返民国。“上海小姐”王琦瑶与“上海小开”陈书玉各自走过了从民国到当代的生命历程,人物的置换所引发的变化彰显了王安忆对历史、对生活与时代关联的新一轮思考。

《考工记》虽以上海为背景,却并非为它的时代风貌赋形,而是要在这“上海别传”之外,以陈书玉和老宅的遭际,将市民与房屋的世俗故事推向严肃的历史大境界,进而共同诠释所谓历史的风流云散。

王安忆 着

花城出版社

上海的天空,被鳞次栉比的天际线层层围拢。暮色里,路灯亮起来,一盏、两盏、三盏……仿佛夜的眼。王安忆以梦幻般的笔触,将《考工记》故事主人公陈书玉的所见所闻,呈现在读者眼前。

半个多世纪前的“西厢小开”,在《考工记》故事中,走完了人生路:陈书玉渐成一件不能自主的器物,一再退隐,在与老宅的共守中,经受了一次又一次修缮和改造,里里外外,终致人屋一体,互为写照。

王安忆所讲述的故事,人物不仅是千万上海工商业者的缩影,更是上海这座繁华都市的沧桑注脚。正因如此,《考工记》被评论界普遍认为,是王安忆继《长恨歌》之后,又一部低回慢转的上海别传。

《考工记》的责任编辑朱燕玲,读罢不由一声长叹。小说写的内容,与朱燕玲奶奶家、外公家的经历颇为相似。在公私合营的巨浪之下,房产被没收,爷爷急病去世,奶奶带着七个未成年的孩子迁回乡下。外公外婆则成为自家店的店员……朱燕玲的童年时光,就在爷爷奶奶身边度过,亲人的经历和《考工记》主要人物陈书玉的经历相仿,尤其是书中塑造的人物性格,很像爷爷、外公、叔叔、舅舅们,令读者触摸到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

朱燕玲的叔叔、舅舅们,也都如陈书玉一样,能平安活下来已是不易。如同陈书玉一样怕麻烦、胆小,房产都没有去要回,甚至在城市改造时,再一次早早交出了房屋。

《考工记》的故事,勾起了朱燕玲的许多回忆。她向本刊记者表示,在编辑过程中,她发现王安忆在描述同样的场景或细节时,基本不会采用同样的词语。虽然王安忆的作品多写上海,但写法、角度均有变化。

比如《长恨歌》和《考工记》同写上海的历史,前者是以女性为主体,而后者的主体则变成了男性,主人公的思维方式亦有区别,后者在叙述上也变得更节制简练。朱燕玲说:“这个去繁就简的变化,我觉得还显示了作者对历史和世事的洞察更加澄明,可谓炉火纯青。”

王安忆的小说,有着中国作家不多见的纯粹性,同时,其故事又是非常世俗化的,作品在理性和感性的处理上达到了难得的平衡。叙事过程冷静,而且很少发现意识形态的预设痕迹。

朱燕玲的父亲也曾被称为“小开”,这让她在阅读书稿时感觉那么真实。那一代人的经历,在王安忆的讲述中栩栩如生。

整个编辑的过程繁杂,仅封面设计先后换过19稿。设计师特意跑到老宅原型南市区书隐楼寻找到灵感,成就了最终的封面设计。确定的封面分为内外封,外封是老宅屋檐下的一角,燕子是点睛之笔,也是对人物命运的隐喻。

内封的底图,拍自老宅原型的一堵斑驳残破的墙面。外封的素净与内封的沧桑相互衬托,从而体现书中老宅建筑特色和修缮的线索,又暗指人物成长和嬗变。

一部《考工记》,半部上海史。老宅中的故事,陈书玉的际遇,呈现的是过往时光中的老上海。故事中人物的遭际,老宅的命运究竟如何?本刊专访王安忆,讲述《考工记》人与物的命运之中,久远时光所蕴涵的世间常情。

王琦瑶人生的辉煌定格在了40年代的上海,可以说,她的“余生”全部的生命体验与人生意义都是围绕这段岁月进行回瞻,及至生命的终结也与当年的经历构成了因果。民国对于王琦瑶是时尚的,美好的,也是一去不返的。当物是人非,她却仍旧沉湎于由王安忆所精心搭建的情与爱的小屋,享受着不同男性为之倾倒的目光,在每年为旧时积攒的时髦衣物伏天晒霉时,感受着旧时尚所带来的精神愉悦。她或许没有发现,不断围聚在周边的青年男性,既印证了她的魅力与风韵犹存,也见证了她的老去与风华不再。在她引领时尚之先的自我认同背后,却也隐藏着时过境迁的伤感与无奈,真正属于她的人生如“三小姐”的桂冠永远滞留在了过去的年代。

王安忆笔下的陈书玉,永远有着不徐不疾的性子。他与世无争,随波逐流,或者说顺其自然,却有不幸中的万幸。他生逢乱世,虽历经坎坷却有惊无险。六十年的时光,他安然度过。陈书玉的最大理想就是被遗忘,“最好被忘记,被时代忘记”。这也难怪,大历史的“遗民”,终归是那个“不合时宜的人”,“新规旧矩都失度,内心卑微得很”,只能做点抄经临碑的事体。贴世界的边缝,做时代的逃兵,不起眼,方才能够历经变迁而自我保全。

成一家之言,就是好文章

《凤凰周刊》:你有哪些比较好的创作习惯和工作方法?

王安忆:我把写小说当成一门手艺,就像《考工记》里的大虞,一点一点做着手上的活计,终有一日,完工了,从无序到有序,从无形到有形,立在眼前,这是手艺人得到的最大回报。

此外,千万不要企图做一个伟大的作家,尤其是小说家。小说的本质就是不伟大的,它是一个世俗的艺术,不止是指受众,还指本性,它对日常生活有热情,这就注定了去精英化。但这并不等于说它自甘堕落,即便是平凡的人生,也会有超拔的时刻。

《凤凰周刊》:作为一名作家,你如何处理好现实生活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

王安忆:由于小说的世俗性质,它非常容易与现实混同,写作者以现实逻辑验证虚构的情节,评论者也以现实原则评价创作。但事实上,这两者还是不同的,用概念回答,可能就是“实然”和“应然”的关系。

前者是确实发生的事情,后者是应该发生的事情,但应该发生的又需要服从确实发生的可能性,也就是合理性。矛盾的是,虽然服从了现实的可能性,应该发生的又决不可能真的发生,这就是乌托邦的意思吧。

我们是站在地面却要摆脱地心引力的妄想症病人,从另一个方面说,从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写了二百年,材料已经消耗得差不多。比起小说来,生活其实没有本质的变化。

《凤凰周刊》:每当你有新作问世,文学界会对你的作品进行艺术评价或解读。那么,从作家本人的角度来观察,你追求怎样的艺术境界?

王安忆:从主观看,无论说好说不好,都要理解我;客观上,说远说近,要能自圆其说,成一家之言,就是好文章。

历史对王琦瑶和陈书玉来说蕴藉的意义迥然不同。王安忆对于文学具体应如何展现历史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历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构成的,历史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生活的演变”。从《考工记》之前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王安忆不仅反对社会主流话语对小说的浸染,拒绝叙事过程对历史事件的绝对依赖,还有意弱化时代环境的紧张氛围来凸现人物日常生活的细部,也就是她所理解的“历史”。以《长恨歌》为例。在叙写“文革”时,《长恨歌》绘制了一幅过度和谐因此也过度“失真”的社会图景,通过省略主流“文革叙事”中“抄家”“批斗”或者“游街”等标志性的暴力元素,刻意隐去个体对时代的控诉反思等情绪,从而几近完全地忽略或搁置了时代政治的因素,让人物似乎游离于另一个时代空间之中寻求风花雪月,探讨前卫时尚,专注于“营造精神之塔”(陈思和语)。在《考工记》中,王安忆对文学与历史、时代与生活的思考有所改变,叙事策略也相应地发生了调整,体现在作品中就是时代背景的存在感明显加强。尽管不能说她彻底放弃了以往的决绝姿态转而拥抱时代政治,但显然,她开始尝试接受在小说中展现时代政治对人的影响,将人从单纯的日常生活还原到大的时代当中,并且时代政治被具化为日常生活中不涉及生死离别等沉重主题的一般性苦难叙事,像陈书玉等人遭遇到的一系列困境,正是时代变化的直接结果,也因此,陈书玉比王琦瑶多了些在“文革”中被抄家及后期寻找被抄物品的个人经历。即使是王安忆,也无法始终无视和切断生活与时代的联系,虽然小说中尝试的力度是有限的,点到即止的,但时代和生活的对立态势显然不像过去那样尖锐了。

众所周知,《考工记》乃春秋战国时期的一部手工业技术文献,记载各种工艺规范体系,体现了传统文化对“工”的卓越理解。然而,王安忆在此巧妙借用同题,记叙上海“洋场小开”蜕变为普通劳动者的历史过程,无疑具有别样的意义。

做一个理性的写作者

《凤凰周刊》:你创作出《流逝》时,外界把你归为知青小说,后来又是寻根小说等等。到了《长恨歌》,又被归到海派写作。那么,从你个人的角度而言,你认为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作者?

王安忆:知青小说、寻根小说,只是某一阶段的文学潮流。我们是从潮流中过来,至于最终成为怎样的作者,现在还不好下定义。也许,所有对作者的“定义”都是伪命题,是评论者为方便下结论而作出的归纳,其实是粗略的。

如果非要我对自己有一个说法,我自认为是写实主义作者,因为多年以来,虽然也做过别种尝试,但最终还是归为写实。

《凤凰周刊》:你认为要怎样写作,才是理想的写作?

王安忆:每一天,我在空白的纸前坐下来,遇到的是同一个问题,或者说是任务,就是怎样将空白填满。小说是时间的活动,空白是时间物化的表现。

也就是说,在下一段时间里,我们给予什么内容,让情节向什么方向去,人物依什么生命逻辑生长,最终的目的在当下也许是隐性的,隐匿在不确定的发展中。但这个目的在于我们整体的写作,却是显学。它决定于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对生活的想象,对自己的期望——一种不可能兑现的妄想。

《凤凰周刊》:在你看来,比如在理想状态下,一名作家的生活与工作,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王安忆: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希望自己既拥有丰富的经验、传奇的阅历,同时呢,又可以不受苦,过着安逸的人生,这似乎不能两全,总有一方输给另一方。

我大概就属于前者输给后者的一方,所以我最日常的问题,就是材料的匮乏,简单的人生无法提供给写作养料,只能依靠学习,做一个理性的写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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