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那部随笔时,作者与风行阅读王安忆(wáng ā

2020-04-23 10:13 来源:未知

摘要: 王安忆,原籍福建同安,1954年生于南京,1955年随母亲移居上海。1976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市作协主席。著有《雨,沙沙沙》《本次列车终点》《流逝》《小鲍庄》《发廊情话》《叔叔的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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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行线》这本小书涉及两个人。一个是我的同龄人,作家王安忆;另一个是张新颖,文学评论家,比我小十多岁,大约可以算作是有代际关系的。所以在本书前言里张新颖说:“王安忆和我是两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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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考工记》被认为是《长恨歌》的姊妹篇。虽然同样是以一个人物的命运勾勒一段上海历史,但是,《长恨歌》中浓烈的抒情色彩在您此后的作品中再少见到,到《考工记》时已经接近于白描;《长恨歌》里王琦瑶的命运某种程度上是被几个男人所改变的,而在《考工记》里,陈书玉孑然一身,他的命运更多是被裹挟在历史的漩涡中。两部作品相隔20余年,于您个人而言,这中间最大的改变是什么?两部作品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我曾经说过,评论家的评论对象最好是同代人——请注意,我这里说的是评论家的评论对象,不是学者的研究对象。这些概念是不同的。原因很简单,同代人是在同一个时代氛围下成长起来,作家创作的发生及其所要表达的意思,同代的评论家能够设身处地、比较直接地给予理解,他们对作品内涵的把握也比较准确。但这也不一定,尤其是像新颖那样的六〇年代生人,由于时代的错位,他们与五〇年代生人几乎是在同一个时代氛围,也就是在“文革”结束,社会上普遍弥漫着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环境下学习成长起来的。生活经验姑且不论,在理性的、思想的深度上,彼此间完全可以引起共鸣。

王安忆,原籍福建同安,1954年生于南京,1955年随母亲移居上海。1976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市作协主席。著有《雨,沙沙沙》《本次列车终点》《流逝》《小鲍庄》《发廊情话》《叔叔的故事》《我爱比尔》《69届初中生》《纪实与虚构》《长恨歌》《启蒙时代》《天香》等数百万字的小说和散文、文学理论作品,其中,《长恨歌》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匿名》最初发表在《收获》杂志上,距离作家王安忆的上一部长篇《天香》已有4年之久。今年年初,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这部小说的单行本,从来没给自己新书开过发布会的王安忆为《匿名》破了例。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次写得很用力,在长达2年5个月的写作中充满了阻碍,有时为了找到一个确切的词语不得不查《辞海》,这部小说也不像以前的作品那么好读。京华时报记者田超1.关于创作过程有时为一个词去查《辞海》《匿名》分为上下部,总计35万字,小说开场就是一场阴差阳错的绑架案,让人有点疑惑,难道王安忆写的是一部悬疑推理小说?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退休返聘在民营外贸公司的上海老头,他被当成了为卷钱跑路的老板“吴宝宝”,经历了黑道绑架、审讯、失忆之后,被扔到了一个几省交界处的深山里。远离了城市文明后,他重新练习从荒芜自然谋取食物,像个初生孩子般打量世界。王安忆透露,写这个故事的构想源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听说的一位大学教授失踪的真实故事,不过,她只是借用了这个故事的外壳。在写这部小说时,王安忆常常会有一种恍惚感,这么写下去有没有前途?“很多时候我在想,既然已经写了,怎么咬牙也要写下去。这部小说大概写了2年零5个月,这其中不是天天写,有时候也会出去,我觉得这是我整个写作生涯中,经历的心情最复杂、跌宕起伏的时间。”写完后,王安忆依旧很困惑,从来没有如此迫切地想要听到一些回应,她先后把书稿给了《收获》杂志、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台湾的麦田出版社,“似乎大家都有点吃不准,蛮沉默的。”回顾整个创作过程,王安忆说:“这确实是我写得很用力的一个作品,这不是我非常擅长的东西,我擅长写的包括《天香》《长恨歌》和更早以前的小说,写的时候都没有感到这么大的障碍。这个用力让我写得很慢,常常找不到相应的词语,每一次阻塞都是阻塞到要去找一个相应的词语,有时会动手去查《辞海》,看有没有别的表达,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同为复旦大学教授的陈思和,给了王安忆不少鼓励。他觉得王安忆应该有勇气写一部“不好看”的东西,不必太注重故事的情节,他告诉王安忆应该尝试写一些大段的议论,根本不用照顾读者的心情,不管他们读得懂读不懂,就大胆去写。但王安忆觉得,这是“大师”的写作方法,“你知道大师才能放弃一切的细枝末节,我觉得我是一个手艺人,没这个胆魄,当我怀疑自己的时候,经常想到陈思和对我的启示。”2.为什么不好读试图用小说解释抽象概念小说中深山的名字叫“林窟”,熟悉王安忆的读者应该记得,它早在2012年她发表的短篇小说《林窟》和散文《括苍山,楠溪江》中已初见雏形。另外,在《纪实与虚构》《乌托邦诗篇》等小说,王安忆也尝试写一些“形而上”的故事,与现实拉开距离。相比之下,《匿名》缺少了对大众日常生活的细致描写,充满了种种不确定性,正如小说中有很多人没有名字。有读者觉得这是王安忆在写作上的一次大胆尝试,《匿名》更像是一则人类城市文明的语言,也有读者觉得这跟她以往的小说差别太大,特别是下部,很难读下去。王安忆说:“我在想很多读者为什么说我变化大?可能直观上,这部小说不像以前那么好读。主角是一个面目模糊的男性,而我的小说以往是比较生动的,而且以女性居多。这部小说好像不是我写的,表面上有很大反差,在内部来说也有反差,我的小说原本是严格遵守日常共识的逻辑,但在这个小说里,我好像更加依靠我所给予它的思想上的逻辑。”在小说《匿名》中,王安忆试图去阐释语言、教育、文明、时间这些非常抽象的概念,这源自她对世界的好奇心,“我们人类目前这样一个状态,走过什么样的路途,有些事是我非常好奇的。你越是觉得这个世界奇妙、不可言,你的小说的形式越跟不上。”王安忆觉得,小说终究是一种很现实的东西,需要借助一些材料去表达。她有时会想,自己如果是一个物理学家、或者考古学家该有多好,可以更加容易去理解和认识这个星球,去解答自己对这世界的好奇心。

王安忆:评论作品的事,还是交给评论者,自己只能说写作时候的具体处境。《长恨歌》写于1994年,距《考工记》写成的2018年整整相隔24年时间,无论叙事还是语言,都有很大的变化。倘若24年前写《考工记》,篇幅一定不会在15万字结束,《长恨歌》在今天写,也不会写到27万字。然而,换一换的话,当年不会写《考工记》,现在也不会写《长恨歌》,这就叫机缘吧。写《长恨歌》的时候,文字追求旖丽繁复,所以才能写“弄堂”“流言”等等那么多字,还不进入故事,之后文字不断精简,精简到《考工记》,恨不能一个字当一句话用,弃“文”归“朴”,对汉语言的认识在加深,我想,这大约是两者的最大不同吧。

当代文学三十多年的发展中,五〇后、六〇后作家评论家共领风骚的历程见证了这一点。不过张新颖还是强调了两者的差异:“当王安忆将注意力放到别人的经验上,特别是写市民世俗生活,她和她的个人经验拉开了距离,她的作品也就和我拉开了距离。”我由此想到了自己的阅读史。王安忆的作品最初打动我的,不是《雨,沙沙沙》,也不是《六九届初中生》,而是一篇不怎么著名的短篇《庸常之辈》,内容差不多已经忘记了,那时王安忆的笔大约还没有接触到“变态”,但是她对普通市民再普通不过的人生理想充满了同情,打动我的正是作家对“庸常”的正面理解。市民世俗生活与当时还是学生的张新颖拉开了距离,但并没有与王安忆的个人经验拉开距离,她写的“庸常之辈”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故事,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凭着这一点,王安忆倒是与当时许多狂热崇尚“精神生活”的女作家的创作拉开了距离,她的文学创作的起点可能不是太高,要平凡一些,但也宽广一些。如果说,我与新颖阅读王安忆作品的经验不仅仅在于个人兴趣的差异,那么,两代人(由于生活经验的不同)阅读的关注点还是有些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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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匿名》推出之后,陈思和说“王安忆的小说越来越抽象,几乎摆脱了文学故事的元素,与其说是讲述故事还不如说是在议论故事”。而《考工记》又回到了之前那种比较写实的、以人物带故事的叙事方式。小说读起来有一种举重若轻、化繁为简的力量,我甚至觉得,这样的人物和故事对于您的写作和生命体验来说,简直是信手拈来。这部小说的写作过程,也像它看起来一样轻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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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说,写小说写了30多年,对于原有的写法会感到不满足,对于自己作品中的美学诉求,也常常越写越困惑。“这个小说写完之后,再让我写以前那种小说,似乎很难下笔。”对于读者阅读上的不习惯,王安忆说:“所有的问题不能推到读者身上,一定是我们作家的问题,所以我们不能怪罪读者。在阅读上,它至少不能像《天香》《长恨歌》那样唤起人们的共识和喜爱。”3.名家解读王安忆这次写的是“大故事”作家张新颖觉得,王安忆的《匿名》写的是一个大故事。“有大就有小,什么是小故事呢?就是写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上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不是说小故事不好。大概十几年前的时候,王安忆写过《纪实与虚构》这样的长篇,她会追究我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会追究母亲的姓氏,这个算不算一个大故事呢?你写一百年的历史和一千年的历史,都有可能是个小故事。”相比之下,王安忆在《匿名》中所考虑的是“一个人来到这个很大很空虚的世界上,在时间当中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在空间当中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她好像写了一个人,其实这个人不重要,她借着这个具体的人写人这个物种。如果人有一天突然从文明的平台上掉落下去了,从20世纪、21世纪一下子掉到人类的早期生活,也就是到了那个时间的深处,他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他看到的世界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他和他身处的世界之间会产生什么样的关系?这是我们在文明平台上的人不考虑的,这个就是我说的大故事的意思。”张新颖觉得,也许有一天人从进化的过程中倒退回去,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在倒退的过程中,人不断地向文明的方向努力,而获得的各种能力在丧失。同时,人在进化过程中丧失掉的那个能力,可能又慢慢地回来。人在进化的时候和人在退化的时候,都同时在获得一些东西,也同时在失去一些东西。”张新颖举例说,比如小说里的主人公,到了“林窟”之后迅速变种了,为了采集食物可以在岩壁上敏捷行走。而当他重新回到现实社会中,有很多东西好像是第一次接触,但又不是。“人家叫他老新,我觉得这个词特别好,他是一个混合、交错的东西。那么这样一个又老又新的人重新进入社会,他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形?《匿名》下半部处理得特别精彩。” 推荐阅读:王安忆谈自己新长篇小说《匿名》:我不是个聪明的作家王安忆谈新作《匿名》 坦言:这次写得很苦王安忆:首次写“不好看的小说”

王安忆:多年以来,“具象”和“抽象”似乎交替上演,比如,《流水三十章》以后写了《米尼》,《纪实与虚构》之后写了《长恨歌》。记得那时候,陈思和谈到《纪实与虚构》,也说到“抽象”的问题,我说,具象的小说我也会写,正在写,那就是《长恨歌》。然后是《富萍》等一串叙事性小说,终至写到《启蒙时代》,野心又来了,企图为时代画像。接下来,《天香》再回到具象。然后《匿名》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受了陈思和的激励,他让我放弃阅读性,不要怕写得难看,举托马斯·曼《魔山》的例子,意思是有一些小说就不是为大众阅读写的。我觉得这样的激将是很有好处的,它扩充了小说这种文类,让我尝试叙事的边界,我和陈思和可以说是作者和批评者最良性的关系,也是上世纪80年代流传下来的遗韵,对于一个作者的写作生涯足够用了。

王安忆 资料图

记 者:我注意到,您在《长恨歌》《匿名》《天香》等作品中反复提到“大风起于青萍之末”。事实上,这似乎也是您小说写作的一个特点。从细微之处着手进入,牵扯出庞然大物般的思想或情感表达。这是不是代表了您的一种文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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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大风起于青萍之末”,可能是对事物的看法,至于叙事,倒不尽然,毕竟是有预期和设计的,工作在于怎样入径,直至达到目的。入径的方式各有不同,《长恨歌》其实是大处着手,从全景推到细部;《天香》也是从背景到前景;《匿名》不同些,从断裂处起头;《考工记》是沿着人物一路写去,比较老实规矩,但自觉得沉着大方。情况就是这样。

张新颖

记 者:沪语对您的写作来说有特殊的意义,它是您小说时刻存在的背景、依托,事实上,不仅是上海话,《红豆生南国》曾涉及广东话、《乡关处处》涉及绍兴话……很明显,您是对方言特别敏感的作家。在今天,普通话的通行,让方言变成了某种语言“化石”。在您看来,方言的存在除了语言层面的意义,还有什么其他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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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我从来不用沪语写作,一方面是我们必须服从书面语的规定,另一方面也是我对沪语的评价不高,我也不觉得《繁花》是用沪语写作的,方言是个博大精深的词库,可惜我们不得不接受书面语的现实,但是,方言可以将普通话的格式破局打开一个新天地。语言即来自看世界的方式,又反过来创造看世界的方式,方言可提供资源,但如何与现代汉语变通,是费思量的事情。

张新颖敏锐地抓住了王安忆的小说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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