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门新萄京网址徐怀中落成《牵风记》,《牵风

2020-04-23 10:13 来源:未知

文学作品应渗透着自然审美的意识

徐怀中:早在就太行山联合中学读书期间,就有北平来的女同学,都是跟随父母来投奔根据地的。也有先后从南京、上海、重庆等大城市来的女学生女青年,在战争中我近距离接触与观察了众多女性。我不能举出哪一个可以称作汪可逾的模特儿,这个女性形象,都有她们各自的影子。在我们这支野战军里,共有三位日本留学生,分别成为总部或纵队宣传部长,有很好的理论水平和个人修养。这个“三八式”群体,在文学作品中一向是被忽略的,我的新作中出现齐竞这样一位知识分子优秀指挥员形象,或可多少起到一点补充作用。

在中国每年生产的近万部长篇小说中,《牵风记》的发表和接受显得格外顺利和引人注意。《牵风记》先是于去年年底刊登在《人民文学》上,随后很快就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接着又获得了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有评论者认为它不仅“拓展了整个当代军旅文学的格局”,而且“堪与世界优秀战争文学平等对话”。

军马“滩枣”这个角色是个很有特点的创造,在徐怀中看来,人们经常说天地人三才,其中的人应该作为广义的生命来解释,也包括动物和植物,一匹马,一只灰鸽,或是一株蒲公英,都有各自的生命。谈到这匹马的原型,他说:“我们单位有一匹老马,行军的时候负责驮我们的行李。写到战争不可能离开马,自古以来的战争就是由人和马一起参加的。成吉思汗仅仅用5万铁骑踏遍欧洲。那时候打仗看一个国家的军力就是看它有多少匹马。我对马有天然的憧憬,觉得马是高贵的。它高昂着头颅,非常英俊,所有世界上的动物,狮子也好,猎豹也好,它们快速奔跑都是为了捕猎,只有马是自由地奔跑。但是自从发明了马嚼子,它就被人类所统御。本来它在大地和荒原上自由地奔跑,人类多少年来一直依靠马的速度来控制战争。人类没有资格说人是万物之灵,和动物、植物相比,只是各有各的不同。”

中华读书报:骑兵通信员曹水儿有严重缺点,又很可爱。许多读者认为,小说中这个人物形象更为鲜明突出。他的结局却是以悲剧告终,塑造这样类型人物,有什么特殊意义?

这种对于人的生命气象的彰显,充分体现在小说塑造的文化教员汪可逾、“一号”首长齐竞、通信员曹水儿等诸多形象之中。从这个角度说,《牵风记》为文学史贡献了重要的人物形象。并且,这些人物形象的刻画极大拓展了军旅文学的版图,超越甚至颠覆了我们对战争和军队的固有认知。

退休后,徐怀中读了一些自然哲学的书籍,生发出关于人类社会要向何处去的思考。在他看来,科学要无止境地向前走,但是人类要想生存下去,精神境界应该是向后的,应该返回到世界的本原。“未来就在于返回。对个人而言,人类应该满足恬淡的生活,而不是更多的物质。”徐怀中谈到,读《诗经》的时候,会感慨那时民风淳朴。经常思考这些问题,会不自觉地带到小说里,将这种哲理性的要求自然地融入到创作过程中。

中华读书报:随着新时期思想解放大潮的到来,许多作家如您一样,文学观念上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读者一般意识不到这一点。

根据作者徐怀中的介绍,早在1962年他就着手写这部长篇小说,一直闲置到耄耋之年才重新拾起,用了4年的时间写完了十几万字的长篇小说。这种穿越了半个多世纪的写作,伴随着共和国文学体制的转轨和审美风尚的新变,也回应着当下浮躁速成的文学之风。徐怀中的创作显然不是以数量取胜,但他的每一部作品都牵动了军事文学乃至整个当代文学的脉搏。半个多世纪以来,徐怀中心中所念的一直是如何用文字记录那些刻骨铭心的峥嵘岁月,那些遥远却又随时可能乍现的掌故人事,以及蛰伏于心中的美和理想。而这些意念最终以在场者的身份化作《牵风记》里的现实与浪漫、崇高与壮美。在《牵风记》中,徐怀中一如既往地怀着他对“美的超越”的文学理想,开启了特定年代里的“有情”的历史。

除了挺进大别山的行动外,上世纪60年代中期赴越南采访的素材也被融合到了《牵风记》的创作里,比如汪可逾和曹水儿躲在地道里的情节就跟这段经历有关。当时作者作为中国作家记者代表团的领队,从金边入境到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总部,战地采访4个多月,在美军B52飞机的地毯式轰炸下冒着生命危险完成任务。“美军的扫荡比我在抗日战争中间经历的日本人的扫荡要厉害得多,我钻到地道里,呼吸不过来,觉得简直要死了。”徐怀中当时采访过一个越南共产党员,美军和南越伪政权修了一个战略村,把老百姓集中在铁丝网和碉堡群里,想派人进去做思想工作非常困难,这个年轻党员就找了一个汽油桶埋在地下,在桶盖上铺了杂草和土做伪装,白天躲在桶里,晚上才能潜入村里做群众工作。

徐怀中:读者应该很熟悉她的了。作为一个个体生命,汪可逾活得这般清纯透明,自然而然。这里不是讲自然界的“自然”,而是不知其然而然,不曾留下一点点矫饰做作的痕迹。虽是加入了极为严整的“革命武装集团”行列,作为独立第九旅司令部的一名女参谋,依旧保持着她特有的人生姿态。无论何时何地,总是现出她标志性的微笑,迎面向你走来。恰切地说,她像是永远小于自己实际年龄、又是永远不谙世事的一个女学生。

《牵风记》的故事发生在1947年挺进大别山途中,晋冀鲁豫野战军独立第九团突破敌人封锁进行战略转移的过程中。正如小说的名字所揭示的,《牵风记》所牵之风,既是千里挺进大别山所牵动的“战略之风”“历史之风”,也是《国风》中描写男女爱情之风,还隐喻了作者写作之风的转变。一如作者所说:“改革开放以后,对自己文艺思想来了一个彻底清理,原稿烧掉一点也不足惜。重新拿起笔来,全力塑造两男一女和一匹老军马的艺术形象,这便是旅长齐竞、通信员曹水儿、文化教员汪可逾,以及‘滩枣’,以此为主攻方向,不及其余。”应该说,《牵风记》摒弃了概念化写作的模式,也不把重点放到硝烟弥漫和异常惨烈的战场实况上,而是极力挖掘战争背面的景致,特别是残酷年代中人的生命气象。

在这三人一马的形象中,最重要的又非汪可逾莫属。孙犁在战争小说中对女性的描写给徐怀中留下过非常深刻的印象,尤其是那些农村中性格很泼辣的女性。他觉得,战争和女性本来是不相容的,“但是我们挺进大别山时,她们除非怀孕了,否则都参加了战争。在这一场战争中间,她们经受了比一般的男同志更严酷的考验。所以,如果你写战争,女性本身的特性就跟战争形成了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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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可逾这样一个在战场上抱着古琴向我们走来的女孩子,是多么的单纯、可爱又善良。一曲《高山流水》令观众把战火纷飞隆隆炮声掷诸脑后,也令“一号”齐竞为之倾心。同时,她也异常地果断、机智和勇敢。汪可逾为了尽可能地减少伤亡,带领一百多名妇女赤裸着渡过黄河。在对齐竞浅薄而固陋的观念彻底失望之后,她又毅然决然地走上不归路。尽管有曹水儿舍身相护,但她依然在山洞里壮烈牺牲。小说用了极大篇幅写了这个女性的美,却也无比痛心地写了美的毁灭及其超越。如果说汪可逾等人在战火中牺牲是写实性的记录,那么小说结尾处写她肉身不腐,保持前进的姿态与银杏树融为一体,则显然是一种奇幻而唯美的浪漫之法,它蕴含了作家的理想和对美的超越。

齐竞和汪可逾的爱情令人感叹,他们因为战争走到一起,又因为战争而分开。“如果汪可逾不是为了保护古琴,她就跳上了船到延安去,她的人生也就完全不同。但是她留在了黄河的这边,认识了齐竞。”徐怀中觉得齐竞这个角色一直对自己没有清醒的省视,总认为自己是很完整的,在汪可逾面前他才认清了自己。虽然经过了战争的考验,他们各自对对方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汪可逾被俘后,他还是克制不住内心的传统情结,想要获得对方违心的承认,这才激怒了汪可逾,她说:“齐竞!我从内心看不起你!”可能没有那次一起打草鞋的机会,他就不会问,但是他问了,“这就是命运,一瞬间他就错过了。”

徐怀中:差距在那里摆着,我怎么敢妄称,这本小书够得上如你所说那样上好的质地。我只能讲,文学作者要对自己专业抱有敬畏之心,要经受得起最严格的成品检验。

《牵风记》的腹稿出现在徐怀中的脑海里是1962年,这个关于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故事一部分来自于作者的亲身经历。1947年,国民党军队对延安和山东展开重点进攻,统帅部决定刘邓野战军从中央突破直插大别山区,威逼国民党军队回撤。这是解放战争中最富有华彩的一章,那时候徐怀中在第二野战军政治部文工团做美术组长,跟着野战军到了大别山。“然后把我们这些文艺团体全部分散下去做地方工作,这叫做‘麻雀满天飞’,我被分到一个乡里做武工队队长,直到1948年秋天,当地的政权初步建立起来,我们这些文艺团体才收回来。”

中华读书报:高明的玉雕艺术家,总是倾毕生之力,精心打磨一件作品,不到尽善尽美,决不拿出手去。

围绕汪可逾的微笑,徐怀中也谈到了自己对于文学与镜头语言之间关系的看法。他说,小说应该是生机盎然的,像是一片草地般郁郁葱葱。如果写得不好,就可能是一块防雨布,虽然也是绿颜色,但是没有生机。作品里要有大量的生活细节,特别是战场上的细节,这样才能征服读者,才能让观众觉得是立体的,而不是哲理概念的演绎。这些具体丰富的细节就必然地是赋予视觉的,它的视觉必然是很强烈的。“所以我写每一个视觉形象都尽可能写得很细,细到让读者产生兴趣,自然就立体化,自然就视觉化。但是改编影视的话,我觉得又很困难。很多在文字上是婉转的,可能改编后读者就没法感受到了。尽管我努力让文字在视觉上有冲击力,但是我不敢想象这就能很成功地改编成影视,影视也有影视的局限性。”

徐怀中:是的。当初那一部书稿,是从正面描写1947年刘邓野战军挺进大别山、取得战略进攻历史性胜利。小说笔墨所至,正是作者所亲历过的,那一段充满艰难险恶的悲壮历程,如同身体的烙印,始终伴随着我生命的延续,永远不会淡忘。

“齐竞这个人不是一开始就设想得这么完整。他的形象是在写的过程中越来越鲜明起来。齐竞毫无疑问是位值得人们赞扬的指挥员,没有这么一批军事指挥员,你很难想象人民解放军能够打败蒋介石的800万大军。齐竞是非常强势的,从来不担任副职,但并不是他自己争取,而是客观上形成了这样的现实。他的能力一经展示,就必然得到超级别的使用。这种精英知识分子出色的军事指挥能力,是因为他本性就具有竞争的意识,先天就有很强烈的攻略防御意识,在他灵魂深处则演化成了占有欲。人都是复杂的,他要笼罩别人,这就是他人性的另一面。

中华读书报:这部小说,字里行间闪放出了我们五千年文化底蕴的灿烂光辉。明显看得出,您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牵风记》作为一部战争小说,在整体寓意上也因此有所扩展与延伸,可否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思考与体会。

小说中人物的命运转折就是在战争的特殊环境中发生的。《牵风记》中主要塑造了三个人、一匹马的形象,三个人分别是齐竞、汪可逾和曹水儿,马是齐竞的坐骑“滩枣”,徐怀中分别讲述了这几个形象的典型性。

徐怀中:你的提问很好,一本书拿出去了,作者必须面对这样的“唐突”。汪可逾被暴雨浇得透湿,在一家门洞里支起门板,光着身子睡下。这种事情在我们文工团就出现过,老司务长看见绕着走了,谁也没把那个女同志叫醒。这里,作者着意从内在意义上对女主人公形象作进一步开掘与展示。屋檐下的一只灰鸽,在抖落掉翅膀上残留的雨水。门墩旁边的一簇蒲公英,在阳光下淋干了茎叶上的雨水,渐渐挺立起来。一个祼体女孩,跟一只灰鸽和一簇蒲公英并无区别,应着天地大化,彼此生息与共,一同经历了暴风骤雨洗礼,又一同迎来又一个空气清新的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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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怀中:话都是那么讲,又谈何容易!那要看你的手感如何了。是否真的触摸到了她的肌肤,触摸到了她的体温,她的脉息搏动。一块璞玉,最要紧的是能否唤醒她的魂魄。达到了这个要求,即或留下了多少残缺不整之处,也都可以忽略不计。

在小说中,徐怀中借汪可逾之口多次谈到了对古琴“空弦音”的喜爱,这是他老年后增添的爱好,缘起则是老伴于增湘女士。在陪老伴学古琴的过程中,他也旁听了许多次课,还专门阅读了一些古琴理论的书籍。“古人说任何事物都是在改变的,只有声音不会改变。古琴保留的是几千年前的声音,汪可逾就希望能够听到最初的中国古代第一个琴的第一个音。听古琴的感觉跟我这篇小说的想法是很契合的。就像空弦音是从古琴的那头到这头,中间没有隔的,是无限远。今天很少有文字能做到像古琴那样,用一个单音就产生丰富的余韵,让读者听不完、享受不够。”在这方面,徐怀中表示仍然崇拜普希金的小说《上尉的女人》,用短短9万字就写尽了人性之美对战争力量的超越。“我觉得多少作家几百万字的长篇巨制都不能望其项背,我也要求自己的作品要精粹,但是还做不到。”

徐怀中:步入老年之后,个人的阅读兴致更多侧重于古代文化典籍,以及自然哲学方面的著作。小说《牵风记》没有写作提纲,只是建立了一个“备忘录”,偶有所思所想记下几行字,以免随时就会遗忘。备忘录上,抄写了老、庄等古代哲人一段一段语录,我反复阅读品味,沉浸在某种理性幻境之中不能自拔。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开始明确起来,希望凭借自己多年战地生活的积累,抽丝剥茧,织造出一番激越浩荡的生命气象。并且拿定主意,依循这样一个意向,逐步来搭建小说的整体构架。这里应了一句老话,曲径通幽,别有洞天。回头看去,那一场大规模现代战争向历史深处退隐而去,显得那样遥远,朦朦胧胧。

“我决心回到小说创作规律上来”

中华读书报:《牵风记》以抒情笔墨描绘战争风云,在当下文坛别有一番风姿,语言也是诗意化的。有评论认为是继承了孙犁、汪曾祺一脉文风,同时也融入了您自己的语言特质。

当年徐怀中刚满18岁,挺进大别山的经历让他从年轻人转变为一名成熟的军人。在这个念头的催动下,他很早就想写一本书,把刘邓野战军挺进大别山的过程记录下来。“1962年我请假出来,住在西山八大处,那时候作家协会给作家写作的地方是一座庙,叫秘魔崖。我在那儿住了将近一年,其间没回过家,想尽快把小说完成。”1962年,徐怀中被分配到一个反空降部队担任前线报道工作,回到北京后因为各种外界原因,这个创作计划就搁置下来。改革开放后,随着思想解放的大潮,他的写作观念也经历了解冻的过程。他说:“过去的口号化、概念化的方法对我的影响很深,随着思想解放运动,我彻底清理了这些思想。稿子被搁置,我一开始觉得很可惜,毕竟费了很大力气,后来就想开了,再写的时候已经跟那时候的设想完全不同了。”

徐怀中:是汪可逾主动向上级提出,先把女民工送过河去。作为女性,她自然会想到,必须动员大家脱掉衣服,尽可能减少伤亡。正值黄河汛期,谁也不愿意看见的一场灾难发生了。不难看出,作者的弦外之音是借此表明,人类穿起衣服并没有多久,不过是剥一根葱的工夫,现代人很容易找回赤身裸体无拘无束的初始记忆。汪可逾第三次裸身,是受伤藏身在岩洞里。无须多加说明,她的身体已经开始浮肿,不得不用匕首把衣服全部划为碎片。

体现在创作《牵风记》的过程中,就是作者在美学态度上发生了变化。一方面,这部小说是他在观念转变后回到艺术自身规律和美感的一次探索,用战争的残酷来凸显出人性的美好与浪漫,“将聚光灯投向个体,而不是群像”;另一方面,在具体的创作手法上,他要求去除不必要的修饰,“我觉得审美直觉是先天的,人都有追求美、感受美的能力,对事物的每次观察都会有和谐或不和谐的感觉。文学作品中应该是渗透着审美的意识,成为一种自然的色调,是单纯的,不附加任何复杂因素的。”

中华读书报:据我所知,早在1962年,您曾着手写作长篇小说《牵风记》,写了近20万字,以后却不得不忍泪将书稿烧掉。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您终于完成了这部未竟之作,实在令人感慨,这是很少有的一种写作经历。

《牵风记》中的那些人

徐怀中:我用去了几十年时间挣脱种种思想顾虑。孔夫子讲“四十不惑”,我已经活了两个不惑之年还要多,就像一棵老树,树干都空了,应该有一定的容量了。写这本书.,我完全放开了手脚,难得有这样痛快淋漓之感.,尽管自己并不十分满意。

“曹水儿这个人,读者一眼就能看出来,是有严重缺陷的人,作为一名职业军人来说,是不够格的,在严肃的军纪面前露出了原形。但作为个体生命,他维护了自己的率真,维护了自己无拘无束的自由性格,直到子弹打穿了他的背部,他还是不改生命的姿态。这三个角色都有悲剧性的死亡,又是美学意义上的死亡。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说:‘悲剧写的是比一般人好的人,喜剧写的是比一般人差的人’。即便是曹水儿这个角色,他的率真、违反军纪似乎是跟普通人没有差别,但这又是个身怀绝技的人,是名优秀的战士。”

徐怀中:1965年秋冬,我从柬埔寨边境秘密进入越南南方,作战地采访近五个月。增湘当时参加“四清”工作队,被分配在陕西农村。她看到美军对南方实行地毯式轰炸的新闻报道,晚上点亮油灯,边哭边反复看那张报纸。听着外面蛐蛐的叫声,整夜整夜不能入睡,终于大病一场。多年以后,我以这一段战地生活写作长篇纪实文学《底色》。此书完成历经八年,这漫长的进程中,仿佛耳边总是萦绕着增湘土窑外面蛐蛐儿不住的叫声,如同一串串风铃叮当作响。长篇小说《牵风记》写作,一如我的每一件作品,同样凝结着增湘太多太多心血。在新作扉页上写一行字,奉献给自己妻子,这是欧美文人的传统做法。我也在《牵风记》扉页上写了一行献辞,以表达对我的终身伴侣心存感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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