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g Kong文化艺术》刊登的创作以东方之珠国学

2020-03-17 12:54 来源:未知

热爱生活的人

作家陶然:文学行旅与人生流转 新华社香港7月15日电 题:作家陶然:文学行旅与人生流转 新华社记者 闵捷 言语不多,声音不高,不紧不慢,但感觉敏锐而细腻,思维缜密而深刻,对文学的长情与韧劲,令人印象深刻。这就是作家陶然。 坚持文学创作44年、执掌《香港文学》18年,他曾用法国著名作家雨果的诗句表达自己对文学的深情:“你没有那么多的死灰能扑灭我的灵火,你没有那么深的遗忘能吞没我的爱情。” 第十二届香港文学节正在香港举行。陶然作为文学研讨会“文学行旅的流转人生”的讲评人,近日出现在中央图书馆演讲厅的讲台上。他在讲评“旅行与文学”时表示,生活经验比文笔更重要,因为文笔可以磨练,而生活带给人的智慧是很难得的。 文学是陶然人生行旅的背景和底色,他自称“东南西北人”,一生以印尼万隆、北京和香港为三个主要的人生驿站,他的人生画卷和文学旅程也围绕这三个地方展开。 文学情结 原名涂乃贤的陶然,少年时代在印尼的万隆度过,上世纪60年代被父母送到北京读中学。1964年,陶然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活。而他的“文学梦”始于当代著名诗人蔡其矫。 因为同是印尼归侨的缘故,年轻时代的陶然深受蔡其矫的影响。他至今仍记得蔡其矫留给他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即使社会上流行文学无用论,但如果问我的话,即使烧成灰我也热爱文学。” 大学期间正赶上“文革”,当时很多中外文学名著都成了“禁书”,想找到一本名著非常难。一个偶然的机会,陶然得到了一张琉璃厂中国书店的购书卡,令他意外地获得了进入“书库”的通行证,接触到大量十八、十九世纪的文学名著。 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梅里美的《卡门》、雨果的《悲惨世界》、以及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等,这些著作不仅大大开阔了陶然的文学视野,也为他日后成为讲故事的高手奠定了基础。 香港情怀 1973年9月,陶然到香港投奔姐姐。那个年代香港的经济状况差,很难找到工作。这让初到香港的陶然感到悲哀和受挫。 在最彷徨的时刻,是文学重新燃起了他生活的希望。1974年,陶然的处女作、短篇小说《冬夜》在报纸上发表,“那种快乐绝不是笔墨所能形容的”。1979年5月,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追寻》出版,由此他的文学创作一发而不可收。 陶然的文学创作主要围绕三个主题:移民问题、香港生活和情感问题。香港的贫富差距问题、一般百姓的所思所想、地域风情等,在陶然的作品中都有非常贴近和细致的表现。他的作品因此被誉为香港的“清明上河图”。 上世纪90年代,陶然创作了带有自传色彩的情感小说《与你同行》,受到文学界好评。他对香港的观察与呈现也变得愈加成熟。 2000年秋天,《香港文学》83岁的总编辑刘以鬯退休,57岁的陶然接手,开启了他长达18年深耕香港文学园地的生涯。改版后的第一期,“小说方阵”有王安忆的《伴你同行》,“散文纵队”董桥开篇、舒婷收尾,陶然立志让改版后的《香港文学》“跟着城市节拍发展”,为读者生产最好的精神食粮。 《香港文学》刊登的作品以香港作家为主,涵盖小说、散文、笔记、文论等文体。此外,发表的文章涵盖四大洲21个地区的华文作家创作的作品。 今年1月,《香港文学》走过33年的历程,成为香港有史以来“最长寿”的文学月刊。在该刊今年第一期的“卷首漫笔”中,除了表达对文学的坚守外,陶然还表示,杂志社决定将维持17年不变的稿酬提高一倍,以“回报作者绞尽脑汁的辛苦于万一”。他深知“在香港从事文学创作是清苦而又寂寞的”。 文坛佳话 香港鲗鱼涌,一座写字楼的顶层,《香港文学》的编辑部就设在这里。在陶然的办公室里,跟他一起翻看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老照片:北京、香港、巴黎;与艾青、与杨绛、与莫言;60年代、80年代、新世纪……文学行旅与人生流转就这样相伴而行,也成就了不少文坛佳话。 翻到一张陶然与著名作家杨绛在2015年的合影时,陶然回忆说,因为与杨绛和钱钟书的女儿钱瑗是北师大校友,并有通信往来,自2004年起他每年都会到北京探望杨绛。最后一次是2015年10月,那时杨绛精神尚好,能抄写钱钟书的诗词。2016年5月25日,杨绛在北京去世。当年8月号的《香港文学》特别推出“杨绛纪念专辑”。 1988年,31位香港作家发起成立香港作家联谊会,首任会长是曾敏之,刘以鬯为名誉会长。2009年,潘耀明、陶然被选为会长和执行会长,并一直连任至今。自2001年起,陶然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第六次、第七次、第八次和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与内地众多文学刊物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曾任《人民文学》副主编的作家肖复兴曾说,陶然是个重情重义的人,“这样性情的人,怀旧之情,便常会如风吹落花,飘时犹自舞,扫后更闻香。拥有一支这样静穆情深之笔的人,是幸福的。在这样的笔下,岁月陶然,心亦陶然”。 陶然办公室的窗外,是一座天台花园。他静静地坐在门边的一把椅子上,那一刻,时光如静水深流,眼前与过往的一切,亦近亦远。

外表严肃、内心幽默

自古多情伤离别,3月9日晚从秦岭雪、周洁茹、赵稀方的微信和凌逾的电话中,相继得知陶然去世的消息,我如五雷轰顶,忍不住失声痛哭,人一直恍恍惚惚,不相信这一事实。因为千古文章未尽才,陶然还有很多写作计划等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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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然是一个善良且乐于助人的好心人,国内研究香港文学的学者许多人都得到过他的帮助。而我更有切身体会,几乎每次到香港开会,他有三件事必办:一是只要他身体许可,不管刮风下雨,一定会到机场来接我;二是知道我在从事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学研究,常常利用会议闲暇时间陪我逛书店淘旧书;三是安排我与秦岭雪、孙立川见面餐叙,大家坐而论道,谈文说艺,其乐融融。

陶然祖籍广东蕉岭,因为他在内地出版的第一本书《香港内外》是1982年6月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所以常被误认为是福建人。不过,他确实跟福建有缘,像他的文学领路人蔡其矫就是福建籍诗人,而香港闽籍诗人兼书法家秦岭雪、出版家兼学者孙立川等人,都是他的好朋友,其余如福建学者孙绍振、刘登翰、诗人舒婷等人,也是他的至交好友,孙绍振教授有篇评论甚至直呼《陶然,变“邪”点!》。

他性格安静,但有时也会跟我们到KTV狂欢。2007年12月10日,在暨南大学出席“曾敏之与世界华文文学学术研讨会”,当晚参加完曾敏之先生90寿宴后,陶然、曹惠民、凌逾和我等几个朋友意犹未尽,到天河东路155号K歌王唱歌。虽然他只是轻唱一首,便静静地退到一旁听歌,却很仔细观察我们每个人的神态,并在事后撰写成文《广州夜色》:

关于国外同游经历,也有十几次。最早应该是2008年9月20日,我与陶然、也斯等人,应朴宰雨教授邀请,出席在韩国东国大学庆州校举办的第十届韩中文化论坛。对于这次韩国之行,陶然说:“记忆深刻的是,安东、勇麟和我在酒店咖啡座太阳伞下喝咖啡。”朴宰雨先生惊悉陶然去世消息后,在微信朋友群里写道:“2004年初识,一起爬泰山同房住。后来在香港见面好多次,跟也斯与金惠媛喝酒。2008年来韩国,跟香港也斯和金惠媛,瑞士洪安瑞,意大利达德,芬兰高歌,中国袁勇麟、韩国严英旭等一起爬顺天曹溪山仙岩寺。”当时我和也斯、陶然在旅途中经常因为内地和香港的关系互相打趣,一路欢歌笑语,甚至在朴宰雨的导演下,连平时斯文万分的陶然、也斯,也跟我们一起跳起来,摆出腾飞的造型合影留念。在酒吧里,我们三人组成“中国队”,与东道主“韩国队”和远道而来的“欧洲队”比拼,我第一次领教了韩国“深水炸弹”的喝法,在一大杯啤酒里放置一小杯白酒或洋酒,端起来一口闷。

一九七一年,在北师大主楼的楼顶上,中文系六四级同学合影。第三排右一为陶然

我除了选编出版《陶然研究资料》,也撰写过几篇与他和《香港文学》有关的论文,在一些学术研讨会或刊物上发表。如《捕捉都市灵魂的悸动——评“香港陶然新概念小说”》《散文的多元化与开放性——以2000年至2007年〈香港文学〉为考察对象》《漫游记忆的情怀书写——评陶然的散文新作〈街角咖啡馆〉》《从〈陶然研究资料〉谈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建设》等,2018年6月29日,我参加在香港文学出版社深圳读书会UNI空间举办的“陶然作品读书会”,发表《香港有陶然》的演讲。活动由《香港文学》总编辑周洁茹主持,一同演讲的还有秦岭雪、凌逾。我介绍了自己对陶然身世的了解,并从《别离的故事》引出他的写作,凌逾的研究生霍超群参加了读书会,写下了生动的观感:

从陶然的散文可以看到,他在用心灵的眼睛观察生活表象,用灵魂的温度感受生命本真的坚持中,逐渐成熟、圆融,最终达到淘洗浮华的境界。散文集《街角咖啡馆》付印前,他曾邀请我与董桥、郑明娳一同为该书写推介语。我写到:“在厌倦了喧嚣璀璨的声色光华之后,当代人纷纷调转头来追逐澄净质朴的自在天然,但不知有多少人能像陶然那样,把自然当成一种人生态度和生命状态,不管辗转游历了多少变幻风景,亲身体会过几许世事沧桑,都不会被岁月冲刷纯真的向往,也不会被时光磨平感触的敏锐。他的散文删去了曲折离奇的情节、摈弃了惊心动魄的悲欢,在细碎琐屑的市井人生里分辨是非,在平凡拥扰的日常生活中寻找感动,这种成熟浑然、从容大气的意境也正是自然天成的真义。”

陶然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他不是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只会埋头书斋写作的人。他喜欢旅游,经常利用参会时机饱览中外大好河山,真正践行了古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理念。这些年我与他结伴,走南闯北,除了国内各地,其他如韩国、马来西亚、印尼、泰国等地也留下了我们共同的足迹。

那晚人们脱下了教授的光环,还原本色,大帅表演童真,动作狂放;OK也不甘示弱,与他构成互动画面;连C也手舞足蹈,狂歌当醉。只有L依然安静地唱,唱出了让举座惊叹的动人歌声,原来是真人不露相,一露相便把人们镇住了!有时人在不经意中才能露出真性情,这种毫不修饰的率性,有不设防的纯真,我们又回到了从前。

千古文章未尽才

陶然老师还是像以前一样安静,话不多,独坐一隅,但有可能他正侧耳留心身外之物,捕捉新的文学灵感。从福建来的袁勇麟老师则非常通达健谈,与陶老师一热一冷,相映成趣。

陶然早在1985年就参与了《香港文学》的创办,并担任过半年的执行编辑。2000年7月,他继刘以鬯之后任《香港文学》总编辑,他在8月20日所写的《留下岁月风尘的记忆》,作为刊首语发表于《香港文学》9月号。他说:“《香港文学》改版了……改版,并非出自空中楼阁,《香港文学》自1985年1月创刊,已逾15年,在刘以鬯先生的坚持下,本刊已成为香港文学杂志的一个品牌;这个基础,成为我们承接的条件。继承之外,也还要跟着都市节拍发展,但愿我们的努力,能够获得大家的理解和支持。”他特别强调:“作为一本文学刊物,我们极端重视创作,与此同时,也不忽视评论。没有具创见的评论的推动,创作难免会有些寂寞,而且也难以总结经验、开创前路。”“对于有影响的作品不流于捧场,对于值得商榷的问题提出中肯的批评,当中的分寸如何掌握,难度颇高;但我们当会尽力而为,倘若多少有些参考作用,便于愿已足。”在刊物版面极其宝贵的情况下,他每年坚持推出文学评论专辑,他在2005年11月号的卷首语《更与谁人评说?》中写到:“我们深知,有穿透力的文学批评,对于创作者何等重要,即使往往可遇而不可求,但大家都不放弃。”

我陪他走过福建不少地方,如福州、漳州、泉州、宁德、南平等,陶然在许多散文随笔中写过福建的山山水水,记录了我们之间真挚的情谊,他或直书我的名字,更多时候常以我姓氏的第一个字母“Y”指代我。“航机降落在华灯初上的福州长乐机场,海关外人群中,远远就见到Y在挥手,含笑,我却知道他等了许久,只因为航班迟飞”(《悠然走在山水之间》);“临别那晚,Y在酒店西餐厅设宴,意大利餐,最后一道甜品是雪糕,我的最爱。S在旁边议论横生,纵横睥睨,但食欲普通,他笑说,晚饭不能太饱呀!饭后送他们上车,我们百步走,随意走到温泉公园,想要重温那歌舞之夜,但公园里静静,有几滴雨点飘下来,竟不见跳舞的人群,也没有歌声飞扬。有点失落,恰如即将离开的暗夜心情”(《有福之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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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在《书香墨影里的香港》一文中,记述了陶然陪我淘书的经历: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我在苏州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撰写博士论文《中国当代杂文史论》时,承蒙香港中文大学的卢玮銮帮我在旧书店里觅得《七好文集》《三苏怪论》等图书,获益匪浅。后来有机会到香港开会或途经香港时,我请陶然带我到那些早已耳熟能详的旧书店,它们往往散落于街边巷尾,在繁华都市,独守一片清闲。

陶然是一个外表严肃、内心幽默的人。陶然常给人严肃的印象,尤其是朋友聚会时,他常常静默少语,他自己也说:“我性格如此,而且自知并无高见,每遇有高明谈古论今,我总愿意做听众的角色,以增见识。其实朋友见面只是为了友情氛围,话多话少不是问题,所谓尽在不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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