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讲小说的写作之道,毋宁说这是应该让我喜悦

2020-02-25 07:07 来源:未知

村上春树开始职业写作之后的状态,与世间大众想象的小说家形象大相径庭,他“过着早起早睡的健康生活、日复一日地坚持慢跑、喜欢自己做蔬菜沙拉、钻进书房每天按部就班完成固定工作量。”

第三回 关于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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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没有按照浪漫主义文学的惯常逻辑,把小说家设定为放浪形骸的艺术天才或为人指点迷津的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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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学奖多,作家们也常拿这个来调侃。电影《永远的三丁目的夕阳》里的主人公,获得了芥川奖提名,奖项公布那天家里挤满了人,等待着他获奖的好消息,然而结果却令人失望。不仅如此,他还受骗上当被冒充的评委骗去一大笔钱……结田良衣的《孤独的小说家》里,也描写了主人公等待某个奖项颁布时的紧张场面,那种焦虑不安患得患失的心情,不能不让人感慨:入围文学大奖虽然荣耀,但其实也是一件压力山大的事,特别是公布当晚编辑、亲友和记者齐聚一堂等待结果,若中了自然好,不中就太扫兴太难堪了。至于东野圭吾的黑笑系列、歪笑系列,更是以辛辣调侃的笔触,让人捧腹之余,深切地感受到日本文学圈内竞争之残酷激烈。例如其中有一篇《又一次助跑》,描写第五次入围某大奖的作家寒川,于奖项公布当晚与各出版社编辑在饭店里等待消息,这几个小时漫长得简直令人窒息,其间一波三折,小说结尾寒川误以为自己获奖,高兴过头以至于晕倒,简直就是范进中举的闹剧再次上演。

恰恰相反,他特别强调小说家作为普通人的凡俗性,或许这才是他能够和读者“直接进行私人交易”、培植起“实实在在的亲密感”的关键所在。

我想谈谈文学奖。首先,作为具体的例子,我想谈一谈芥川龙之介奖(芥川奖)【1】。这个话题十分新颖,也非常直接、微妙,有些地方难以表述,不过我觉得还是不惧误解,在这里聊聊为宜。谈一谈芥川奖,或许就能达到从整体上谈论文学奖的目的,同时,也可以涉及到现代文学的一个侧面吧。

与寒川那样已经到了大叔的年纪却还苦等好运来临的作家相比,村上春树无疑是幸运的。1979年,在他20岁那年,小说《且听风吟》一举获得第二十三届“群像新人奖”,自此登上文坛。此后他接连出版了《一九七三年的弹子球》《寻羊冒险记》《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挪威的森林》《舞!舞!舞!》等一系列极具人气的小说。特别是1987年出版的《挪威的森林》,畅销海内外。据说自该书问世,截止2012年在日本共销出1500余万册。在纯文学并不景气的今天,这是一个令多少作家艳羡的数字!这部青春小说在中国也拥有众多粉丝,上世纪90年代初林少华翻译的那个版本风靡一时,那浓浓的后现代都市风,不知影响了多少70后80后文艺青年。

村上春树虽然没有刻意把自己深藏于公众视线之外,但也不是很喜欢谈论自己的作家,在以往的一些随笔类作品里,他时而会谈到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小说写作,大都是断续而碎片化的。《我的职业是小说家》则不同,是村上第一次系统讲述自己的文学经历之作,在该书后记里他明确说,这是他“关于小说写作见解的集大成”。而村上谈论“小说写作”,并不像学者或批评家那样热衷于概念辨析和理论阐发,而是处处结合自己的实际,既讲小说的写作之道,又讲小说家的生存之道,并明显把重点放在后者。如果说“村上春树文学”早已跨出日本成为了一个流通全球的现象,那么,这本“村上春树首部自传性作品”无疑可为我们解读“村上现象”提供很多新鲜线索。

稍前的时候,某文艺杂志在卷末短评栏里关于芥川奖,这样写道:“芥川奖真是极具魔力的文学奖啊。有些作家因为落选而聒噪一时,反而使芥川奖的名望高涨;有些作家(比如村上春树先生)因为落选而远离文坛,反而使芥川奖的权威展现”。撰文的人署名为“相马悠悠”,当然,这应该是化名了。

然而,畅销书作家也有他的小困扰。2016年村上春树出版了《我的职业是小说家》一书,里面有一章的标题就是《关于文学奖》。在这一章里村上不无自嘲地提到,有一回他走进一家书店,发现里面堆满了书名类似《村上春树为什么没能获得芥川奖》的书。村上春树刚出道时,曾两次入围日本文学最高奖“芥川奖”,可惜两度落选。芥川奖主要是新人奖,1985年他以《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拿下中坚作家以上级别才能获得的谷崎纯一郎奖,这也宣告了他无法再参与新人奖的角逐。尽管身为畅销书作家,得不得奖已经不重要,但正如他在书里所言:一旦落选,许多人就会赶来安慰,即便对他们说“得不得奖都无所谓啦”,大家也不会相信,反而导致场面尴尬。

奥门新萄京网址,远离文坛:小说家的成名之道

我确实在过去,大致就是三十年前的时候,曾两度入选芥川奖的候选名额。但是都没有得奖。而且,也确实一直在较为远离文坛的地方工作着。不过,我与文坛保持距离,并不是因为我没有得到芥川奖(或者说是不能得到),而是因为自己本来对于踏足那样的地方,没有兴趣也不具备相关的知识。原本没有关联的两件事,就这么被(可以说)随意地搭起了因果关系,这让我非常烦恼。

村上春树在《关于文学奖》这一章里只谈到他对芥川奖的看法,然而由于他近年来一次次被看作是诺贝尔奖的热门人选,却一次次落选,成了“史上最悲壮的陪跑者”,因此难免不让人猜想这也是他借此机会吐露内心的压力。且看书中这段描写:

村上的《我的职业是小说家》开篇第一章议论小说家是怎样一种行当,类似序章,接下来的两章则主要讲述自己如何从经营小酒吧到写小说,并因为第一部小说《且听风吟》获得《群像》新人奖而迈出职业小说家的第一步,故事并不新鲜,叙述也规规矩矩,但值得注意的是村上对“文坛”的态度。按照惯例,一个人成了作家常常自然被称为登上了“文坛”,村上却刻意强调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关联,且以自己为例予以证明。村上说《群像》新人奖确实使他获得了成为作家的入场券,但他并没有由此而走进“文坛”。这首先是出自作家本人的原因:因为他写小说本来即是“陡然起意”,“文坛是怎么回事,文学奖又是怎么回事,我几乎丝毫不具备这类基础知识”;而成了职业作家之后,他每天有规律地作息,“晚间几乎不再外出应酬”,也就更觉得“没有必要也没有时间和这些场所建立关系”了。其次,则来自媒体的指认,尤其是经历两次落选芥川奖之后,“受到文坛的冷淡”和“对文坛避而远之”成为媒体不断贴给村上的标签,“文坛”也就离他越来越远。

写到这里,世间或许会有人直率地认为:“对啊,是因为村上春树得不到芥川奖,才在远离文坛的地方生活着”。恐怕这已经成了人们的共识。我一直觉得区分使用“推测”与“断定”,是写文章的基本功,但是现实并非如此。算了,即便做相同的事,即,过去常说“在文坛里得不到伙伴”,现在又常谈“远离文坛”,毋宁说这是应该让我喜悦的事。

得奖也罢不得奖也罢,我自己倒真的无所谓,但记得每次获得提名后,随着评审会临近,周围的人便莫名其妙地坐立不安,那种气氛稍稍有些令人心烦意乱。有种奇怪的期待感,还夹杂着轻微的焦虑般的感觉。仅仅是获得提名,就被媒体渲染成了话题,那反响既大,还难免引发反感之类,如此种种烦不胜烦。只有两次,令人郁闷的事情就够多了,如果这种情况年年重复的话……单是想象一下,就不禁心情沉重。

写作《我的职业是小说家》时的村上,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已经畅销全球,对他而言,日本的“文坛”当然不具有什么意义,他为何还如此不惜笔墨地来谈论这一问题?在日本文学的历史脉络里,“文坛”其实是近代的产物。作家伊藤整和友人濑沼茂树合着的《日本文坛史》时间跨度涵盖明治至大正年间大约半个多世纪,篇幅长达24卷;川西政明的《新日本文坛史》则有意识地接续伊藤整的写作,从夏目漱石之死写至村上春树的出现,亦有10卷之多。这两部着作的皇皇卷帙,已经显示出“文坛”在近代日本文学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而通过这两部着作,则可以看到,所谓“文坛”,首先是“文人”们的交际应酬之所,而这批“文人”,不仅因其以文笔为业而区别于一般社会职业,还常常以自命不凡的姿态、放荡不羁的怪诞行为区别于一般世俗人群,并很悖论地因此而获得一般世俗的认可,甚至被尊崇为人生导师或思想先知。他们藉此建立起了相对独立于政治、经济权力的自足场域。但这个看似纯粹的“文学场”内其实也充满权力斗争,已经“在场”的作家、批评家、编辑者和出版者们合作起来安排文学秩序,亦即如皮埃尔·布迪厄所描述过的那样:决定“内部等级化”。一个作家的名声和影响,首先取决于他/她在这个“场”里的站位状态。村上在《我的职业是小说家》里紧紧扭住“文学奖”特别是“芥川奖”谈论“文坛”,固然可能是缘自当年芥川奖落选的心理创痛,但也确实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因为在二战以后的日本,芥川奖被赋予了特殊的权威性,既决定着作家在“文坛”或曰“文学场”上的位置,也作为作品价值的标签,影响“文学场”外的图书市场,可谓文学生产和流通体制中一个关键性的装置。

我远离文坛的一个原因是,我本来就没有产生过“成为作家”的想法。我只想以普通人的身份过着极其普通的生活,不过某个时刻不知不觉间灵感乍现,写了一部小说,突然获得了新人奖。所以,对于文坛是什么,文学奖是什么,我根本就不具备一点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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