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邹韬奋和会议记录谈起生活书店的那些人和事

2020-02-25 07:07 来源:未知

说到邹韬奋,人们很容易想到开创中国“杂志界新纪元”的《生活》周刊和曾拥有56家分支店的生活书店。

3月30日,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子善、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与上海韬奋纪念馆副馆长赵书雷做客思南文学之家,从邹韬奋和会议记录谈起生活书店的那些人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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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0日,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子善、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与上海韬奋纪念馆副馆长赵书雷做客思南文学之家

鲜活的“会议记录”

去年11月,中华书局出版了由上海韬奋纪念馆整理的馆藏生活书店会议记录第一册《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3-1937》(下文简称《会议记录》),首次公布了生活书店创办、发展及管理时期的珍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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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3-1937》书影,出版社: 中华书局

这份史料涵盖了自生活书店在沪创立后第一次社员大会召开起,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生活书店总店迁至汉口的会议记录,集中记录了生活书店初创时期在经营管理和日常运行中遇到的问题和采取的决策。

其中,既有对重大文化史有研究推进价值的记载,诸如最早的民主管理体制在中国的诞生和运行,《文学》月刊创办经营过程中遇到的政治打击、书店内部的意见分歧及解决办法,也有对历史事件和现有知识的订正信息。

更让人感到眼前一亮的是,从会议记录读到的生活书店,也颇具烟火味的鲜活小细节。不少记录页还留存着邹韬奋、徐伯昕、张仲实、毕云程等生活书店管理者的签名。

“这套史料穿过了战争岁月,经历了共和国岁月,第一次揭开尘封的面纱和大家见面。”赵书雷提到,1957年9月,由沈钧儒、胡愈之、徐伯昕、戈宝权、胡绳、范长江等组成的韬奋纪念委员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决定把原生活书店邵公文同志保管的生活出版合作社理事会、人事委员会会议记录等档案、文件、图片等一并移交给上海韬奋纪念馆。首任馆长毕云程代表上海韬奋纪念馆筹备委员会赴京取回了这批珍贵档案。

“还有很多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没有得到很好公布。我们需要特别优秀的学者通过并不完整的史料,看到史料背后的人和事。”顾青说,“现在大家看民国史料很多。但对于民国史料,我认为第一主题还是 ‘抢救’。对于史料抢救,我们出版界的工作就是把它原封不动地影印出来。影印有什么好处?不改,不删。它为我们的学术研究提供最基本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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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3-1937》内页

《译文》究竟因何停刊

陈子善也赞叹这本书“很有意思”。“在民国时期,生活书店是非常重要的出版机构。生活书店是怎么产生、变化、运作的,这在书里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不过他也表示,任何一个组织机构的材料哪怕再丰富,也不可能百分百完整。“我们做历史研究的不能只相信一样东西,要互相比较参证,才能得出一个比较接近历史真相的结论。如果只根据一样东西就下结论,那是很危险的。”陈子善说。

比如有关1935年上海外国文学杂志《译文》停刊这件大事。《译文》是鲁迅晚年花费精力最多的杂志,最初正是由生活书店印行,至1935年9月出到第13期停刊,鲁迅从此与生活书店结束合作。

根据《会议记录》,当时生活书店印行的《文学》月刊和《太白》半月刊发行量都达1.2万册,但《译文》月刊每期平均下来大概是3200份,订户约300个。不少学者由此认为,《译文》停刊不是鲁迅与生活书店不和的缘故,而是经济市场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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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会议记录》,当时生活书店印行的《文学》月刊和《太白》半月刊发行量都达1.2万册,但《译文》月刊每期平均下来大概是3200份,订户约300个。

“如果孤立看这份数据,我们当然可以得出结论——《译文》发行量不行,是该关掉。但这份统计数据是1934年生活书店理事会统计出来的,日子是21日,月份不详。我根据前后会议记录推测月份在9月。巧的是,1934年9月16日是《译文》的创刊日,创刊号的发行量恰是3200份。但根据茅盾回忆,《译文》创刊号后来重印了四次。所以我们绝不能被这3200份迷惑,马上得出销路不好的结论。”

陈子善提到,1977年他经胡愈之介绍,为注释鲁迅书信而拜访徐伯昕,也提问《译文》停刊的真正缘由,但徐伯昕并没有提及经济原因。

“《译文》出版的时候鲁迅专门成立了译文社,一共4人,鲁迅、茅盾、黄源、黎烈文。从创刊号开始,《译文》对外主编就是黄源,不过最初三期实为鲁迅亲自主编。”

一次宴请上,生活书店要求《译文》把主编从黄源换为鲁迅,鲁迅不同意,当场拂袖而去。第二天鲁迅叫来黄源、茅盾和黎烈文,说生活书店出尔反尔,还当场把和生活书店签好的合同撕掉了,并让茅盾转达“《译文》如果要继续出版,一定要黄源签”。茅盾和郑振铎夹在其中,提出中间方案——合同还是让鲁迅签,但是杂志还让黄源主编。但生活书店坚持要解雇黄源,因而有了鲁迅与生活书店的“不愉快”。

在陈子善的记录中,徐伯昕说:“我以前一直不知道这个宴会提出撤换黄源的事,只知道鲁迅让黄源在合同上签字,书店只同意让鲁迅签字。现在我才知道第二个原因是书店不但不同意黄源签字而且还要把他撤换,这样问题就更严重了,怪不得鲁迅很生气,在那么多信中提到这件事……生活书店是进步的,在《译文》停刊之前一直同鲁迅关系很好。记得那时鲁迅也曾对书店校对慢、错字多等提出过意见,但是这只是一般工作上的缺点。现在《译文》停刊这样重大问题上同鲁迅发生这么深的意见分歧,还从来没有过。我认为书店在这件事上犯了错误,鲁迅是正确的。”

陈子善称:“《译文》停刊,到底是不是经济问题?如果没有更多证据,我个人还是倾向于徐伯昕的说法。”

资料有待进一步挖掘,历史叙述进入实证阶段

“其实历史的真相你很难知道。”顾青感慨,哪怕是当事人的日记、回忆录也“难免粉饰”,“所以史料和史料之间是有部分矛盾的,需要史学家辨析,最终得出一些很重要的结论,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周立民认为,目前民国八卦远远多于民国档案,之后的历史叙述应该越来越进入到一个实证阶段。“过去一段时间里,我们的研究资料只能是当事人回忆录。但你会发现,当事人的记录会自我矛盾,不同当事人因为有不同立场可能也有记录矛盾。所以现在微信上流传的民国故事,如果你去核对史料,或许会觉得 ‘千疮百孔’。”

“出版是幕后的事情。由于历史原因,我们也没有那么完整的出版档案。”周立民笑言,与其说从会议记录谈起生活书店的那些人和事,不如说是谈起“生活书店里不可告人的事”。

陈子善说:“虽然历史不可以也没必要假设。但我想,如果当时徐伯昕不去休养,鲁迅和生活书店的关系危机会不会发生?徐伯昕回忆最后讲到,1936年以后生活书店专门派人把版税送到鲁迅家里去,许广平回了一封信表示感谢,可惜没有保存下来。到目前为止有一封保存下来了就是徐伯昕写给许广平的一封信,现存于鲁迅博物馆。鲁迅博物馆准备把别人写给鲁迅、许广平的信全部影印出版。所以未来民国资料有待进一步挖掘、整理、出版、完善,有些模糊不清,混沌不清的会逐步清晰起来。”

据悉,《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3-1937》是“韬奋纪念馆馆藏文献”丛书第一种。去年上海韬奋纪念馆在建馆六十周年之际启动馆藏资料影印计划,首先影印出版的是生活书店会议记录。这批档案拟分三册影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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